中国与世界博览会

今年5月1日，以“人与自然”为主题的世界园艺博览会在春城昆明召开。然而，许多人也许不知道，世博会已经有148年的历史了，而中国与世博会发生联系，也有126年历史了。回顾一下中国参与世博会的历程，对理解目前正在举办的这次世界盛会的意义，不无裨益。

世界博览会（InternationalExhibitionorExposition），旧译万国赛会或万国博览会，发源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1851年，正处于工业革命全盛时期的英国，为了向世界展示其强大国力，于该年在伦敦举办规模空前的“万国工业品大博览会”（TheGreatExhibitionoftheWorksofIndustryofAllNations）。该会由维多利亚女王的夫婿阿尔伯特公爵亲自督办，历时5个月，前往参观人数多达600万人次。此次史无前例的盛会，不仅留下了一座由6千根铁梁、30万块玻璃建造成的巍峨璀璨的“水晶宫”，体现了当时科技的最高成就，而且标志着人类发明了一种国际间大规模文明交流的新形式。此后百余年间（至1975年止），各国相继举办了80余次各类“世博会”（据渥尔伍德《大博览会》，伦敦，1977年），几乎“无国不会，无年不会”，“赛会遂成为实业竞争上之一重要机关”。

中国参与世博会始于晚清。1866年，总理衙门首度受邀参加法国巴黎博览会，但置诸未理。1873年，清政府派员前往参加这一年奥地利举办的维也纳博览会，是为中国正式参与世博会之始。此后，中国官方和民间商人又以组团参展、寄物参展、派员参观等形式，先后参加了美国费城（1876年）、法国巴黎（1878年、1900年）、美国新奥尔良（1885年）、日本大阪（1903年）等20余次国际性博览会。起初，清政府仍以“天朝”自居，对出洋参赛并不重视，目之为赛珍耀奇、无益之举。这从“世博会”的早期译名即可看出，当时一般译为“赛奇会”、“炫奇会”、“聚珍会”、“聚宝会”等，隐然含有“奇技淫巧”的鄙薄之意。1873年，奥地利维也纳博览会邀请中国“提供有趣之物”前往参赛，清政府起初不愿参加，“以中国向来不尚新奇，无物可以往助”搪塞，后经奥国公使一再请求，始勉强同意民间工商人等“如有愿持精奇之物，送往奥国比较者，悉听尊便”（《“外交档”，“各国赛会公会”，01—27—4—1》）。直到1905年左右，清政府对“世博会”的重要性方才有所醒悟。是年，清朝商部颁行《出洋赛会通行简章》20条，对华商出国参加国际性博览会作出了统一规定，激励各省商家“精择物品”，踊跃赴赛。商人在政府支持下自选物品赴赛，改变了以往“委诸税司采办，徒滋笑柄”的窘况，展品屡有获奖。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之后，振兴中国实业的呼声日高，参与世博会再度引起人们重视。尤其1915年美国在旧金山召开盛况空前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期间，中国报纸舆论界对世博会作了大量的介绍，掀起了一股空前的“博览会热”。新成立不久的民国政府希图通过参加此次博览会重塑中国在国际上的新形象，故格外重视，派出一个由陈琪带队的40多人的代表团前往参赛，参展物品分两批运美，重达2000多吨。政府出资修建的中国展览馆耗资9万余元，仿北京太和殿而设，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为各国参观者所赞赏。中国在这次世博会上取得很大成功，共获大奖章56个，名誉优奖章67个，金牌奖196个，银牌奖239个，铜牌奖147个（《中国实业杂志》第7年，第11期）。除巴拿马博览会而外，民国时期中国曾参加的世博会还有1926年的美国费城博览会。此后，因战乱连年，民不聊生，中国遂与历次世博会无缘，直到1982年，新中国首次参加美国举办的诺克斯维尔世博会，才重返世博会的大家庭。

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虽也曾自行举办过各种类型的博览会，但均属地方性质的博览会。从其规模来看，惟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实属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博览会，并略具世博会性质。该博览会会场占地700余亩，设各省展览馆30余个，并设3所参考馆分别展出英、美、日、德等国的展品，设暨南馆一所，陈列南洋华侨的出品，会期长达5个月。全部参展物品数量缺乏准确统计，但据称仅两江地区物产会出品就达100万件，会上获奖展品5269件（《商务官报》第5册，第24、25期）。正由于南洋劝业会规模较大，故芬德林（J．Findling）所编的《世界博览会历史辞典》一书将此会亦列入历届世博会之中。然而，根据1939年设立的国际博览局（BIE）的规定，南洋劝业会尚非严格意义的世博会。因此，本届昆明世博会实际上是我国首次举办真正的世界博览会，其意义十分重大。

从世博会的历史和社会功用看，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历届世博会对促进各国技术创新、扩大贸易、加强国际合作，从而带动整个世界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然而，在根本意义上，世博会的功用还不限于单纯的科技和经济交流，而是范围远为广大的整体性人类文明交流。“一年观会，胜于十年就学。”这是当年举办南洋劝业会时人们所发出的感慨，它最清楚不过地说明：博览会的社会功能首先在于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这种交流与对话的规模和直观性是其他任何文明传播方式都难以替代的，尤其在工业革命初起时更是如此。1851年英国首次世博会期间，世界各地参展人数达17000多人，参观人数达600多万人次；1867年举办法国巴黎博览会时，参展人数增至5万多人，前往参观者竟达1020万人次。中国在晚清召开的南洋劝业会，规模当然无法同上述世博会相提并论，但前往观摩的人员也达20余万人次。这在当时封闭、守旧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很多人都是于参观博览会之时感觉“荡心骇目”，眼界为之大开，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近代文明的洗礼。

文化价值观是文明的精髓和灵魂。由文明的比较所引发的思想震动和反思，最终要落实到观念变迁层次。以参与世博会为契机，相当一批士子和商人的观念开始发生某种新的变异，或强化了某些原有的变异。首当其冲的是根本世界观念的新变化。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基本上处于昧于外情的时代。一般人心目中只有“天下”的观念，而没有“世界”的概念。对“六合之外”其他文明体系的了解局限于零散模糊、穿凿比附的朦胧状态。参与世博会及相应的舆论宣传，使多元化、竞争化的国际社会观念首次大规模地在国人中得到普及。世博会分区展陈各国出品的独特形式，有助于人们正确分辨本土文化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位置和角色。置身世博会宏大场景中的人们最能生动而具体地感受到“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中国不过是国际大家庭中的普通成员之一，那种“华夷等级秩序”的陈腐国际观念不攻自破。冲破孤陋寡闻而又妄自尊大的精神氛围，敢于承认中国在近代工业文明的潮流中已处于落后状态，进而萌发出学习西方、追赶西方的强烈使命意识，这是近代先进中国人世界观念的一大飞跃。此外，经济竞争的意识、科技创新意识、市场观念和振兴工商业的观念，在参与世博会的过程中也获得相应的发展。较之于博览会的经济效益，这种内在价值观念的变异似更为根本和长远。

世博会对现代城市的形成和城市形象的塑造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点过去往往被忽视。作为一种大型庆典活动，世博会的召开通常伴随大规模的场地和展览馆修建工程，同时对城市交通及各项市政设施也提出很高的要求，这一切都有力地刺激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若规划得当，与一定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如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和城市雕塑群等，必能大大增强城市的现代气息，留下永久性的标志。如艾菲尔铁塔至今仍是巴黎的标志性景观；为庆祝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而修建的“白城”（WriteCity），奠定了该市近代建筑的基本风格，成为其一大景观。在我国，博览会给近代城市留下的遗迹，也依稀可寻。如武汉和天津的“劝业场”，即为当年举办劝业会的场所，今仍冠旧名。博览会对塑造城市风貌的巨大功用，于此可见一斑。